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6-12 《科技日报》 创新周刊
编者的话：科研投入增加了，一些科研人员即把按时按要求完成科研任务，当成“产出”，本文作者李国杰院士则认为：没有影响的“产出”可能比没有产出还糟。
目前我国科研投入与产出质量及实际影响的情况怎样？究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哪些方面亟待完善？李院士在文章中作了深层次的阐述，编者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广大科研工作者对科研投入与产出质量及实际影响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科研产出与科研经费收入是鸡与蛋的关系
●没有创新就没有高价值的产出，技术创新的本领首先是选择做什么的本领
●创新活动由需求与技术共同决定，需求决定创新的报酬，技术决定成功概率与成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GDP从1950年的119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了100倍，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前列。我国的科技竞争指数在全世界排在第38位，高于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国际上科技竞争指数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等，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而我国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这一严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底子薄，农村贫困人口较多，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科技对GDP的贡献大大低于国际水平（科技的贡献不限于增加GDP，还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传播先进文化等，因篇幅有限，本文着重讨论对GDP的贡献）。我国创造单位GDP所需的R＆D人员是日本的3.68倍，所需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是美国的4.48倍。这说明以对GDP的贡献来衡量，4－5个中国科研人员才能顶一个美国科研人员。
为什么我们的人均贡献率低，从分析我们身边发生的科研活动应当能找到答案。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科研的“产出”会对GDP增长有多大影响（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通过GDP反映出来），而是如何能申请到大笔科研经费。也就是说，我国的科研人员关心“进”重于关心“出”。责任心强的科研人员重视按时按要求完成科研任务，把完成任务当成“产出”，而这个“产出”是不是对GDP真正有影响就很少考虑了。
其实，没有影响的“产出”可能比没有产出还糟，因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产出”的数量，而应关注“产出”的质量和“产出”的实际影响，包括对国家安全与地方经济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对企业的实际贡献、高水平的人才输出以及其他方面的带动与辐射作用等。科研产出与科研经费收入是鸡与蛋的关系，我们只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真正提高现有投入下“产出”的影响，才能获得更多的科研投入，形成良性循环。反过来，如果只关心怎样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可能会事与愿违，反而得不到更多经费。科技与经济必须形成产业链，中科院计算所一定要成为产业链上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环节，真正使下一个环节增值。只有我们的“产出”对下一环节的“产出”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
科研成果对下一环节增值或对社会有没有重大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是不是勤奋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项科研工作究竟该不该做。不该做的科研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太多价值，这就是所谓“抬头看路”的问题。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在抬头看路上往往下功夫不够。许多事情走了弯路，冤枉花了很多“学费”，大多是事前没有想清楚该做什么。所谓技术创新的本领首先是选择做什么的本领。信息领域发展很快，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表面上看起来可做的事非常多，随便看几篇论文或读几本国外公司的产品说明书就能决定做什么。但是，无数的失败告诉我们，真正有希望做出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方向其实并不多，我们必须精心地选择主攻方向与技术路线。这里讲的科研方向不是笼统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比如CPU芯片、高性能计算机、网格等等，而是指解决其中很窄范围内的什么问题以及用什么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
选题难一是，难在世界上现有聪明人太多，同行中有许多先行者，我们自认为是创新的思路可能人家早已做过并已证明不成功。
选题难二是，难在技术成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本身。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不少学者在宣传“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强调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不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新发明，而是取决于“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这一理论对科研选题有指导意义。莫厄里和罗森堡在《市场需求对创新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创新活动由需求与技术共同决定，需求决定创新的报酬，技术决定成功概率与成本。这一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总结为“需求是技术成功之母”。但是，信息产业界由于对摩尔定律的迷信往往忘记了成功之母。正如IBM前任CEOGerstner所言，“IT行业受技术控制的程度已达到荒唐的地步”，荒唐地决定做什么，失败在所难免。我们在决定做什么时一定要尽可能想清楚预期的成果会不会被社会接受，如何才能被社会接受。一定要了解与我们预期的成果相关的产品与专利，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要不断地扪心自问，我们能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我们的胜算才会多一些。
有些科研人员会认为选题是专家组或制定课题指南的人要做的事，我们只要照任务书要求做就是了。其实，我国科技界值得反思之处正在这里，科技对GDP贡献率低根子可能也在这里。所谓课题指南无非是一个大的方向加上几项技术指标，比如，CPU设计指标是500M主频，高性能计算机的指标是4万亿次等。如果在研制过程中，没有产生对相关企业有重大影响的专利技术，仅仅是对这些指标交账的“研究”不会有太大价值。真正应从什么地方突破，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才会真正成功，指南上往往没有明确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扣扳机谁瞄准”有一定道理。我们作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扣扳机者）一定要认真地瞄准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指南上写的大目标，而是经过我们认真调研并考虑过“产出”的影响后决定的非常精确的主攻目标。我们的目标不能停留在类似“攻到河对岸去”这样的要求，而是要精心选择河对岸的某一个滩头，并确定好在哪儿架浮桥或从哪儿能找到船。也就是说，做项目之前要想清楚我们要攻克什么难关，我们通过项目研究掌握的独有技术将如何转移到下一环节。我国科技界的弱点在于对这种精确的小目标缺乏判断力。
科研产出的影响小的深层次原因是不敢于创新和不善于创新。极而言之，一个研究所的产出主要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创新少就产出少，没有创新就没有高价值的产出。研究所产出有多种形式，包括专利以及可转移的技术秘密（Knowhow）、自主版权的软件、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技术报告、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系统以及培养的人才等等。在所有这些产出中最有价值的是凝结我们智慧的知识产权而不是按工时计算的劳力。所谓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与有明确“交账”目标的高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风险更大而不完全在于出成果的周期长短。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往往也伴随较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只习惯于做风险小的接近开发型的研究，就很难指望出真正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也不能起到信息产业技术源头的作用。美国加州Berkeley大学Patterson教授平均每五年做一个研究项目，先后发明了RISC、RAID、NOW、IRAM（PIM）、ROC等在产业界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他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从后发国家技术能力形成来讲，我国刚刚走出以使用技术为主的第一阶段，进入以改进技术为主的第二阶段，离以创造技术为主的第三阶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即使在第二阶段，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也应尽可能消化改进处于生命周期前端的技术。中科院计算所顾问冀复生指出：“产业发展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都有创新任务。研究所要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自身优势选择创新的战场。只要克服对创新的片面理解才会找到广阔天地。”创新存在于我们科研工作的各个环节，选题时有创新，研究过程不断出现新问题，不管是改进性能还是节省成本、提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等都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方法。
强调科研产出的影响会不会导致急功近利，削弱创新能力？我认为不会。所谓科研的产出不是只看科研成果对当年GDP的影响，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成果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影响。从事技术科学研究开发的研究所不是做探索自然奥秘的纯基础研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研究，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外国学者已做到的事。我们的创新研究应为增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做贡献。计算所科研原则第一条是天地原则（顶天立地原则）。天有高低，地有大小，天越高覆盖的地越大。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比如图灵、冯?诺依曼创立的计算机理论与集成电路的发明，可以导致40－50年周期的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一个世界经济发展长波，而PC机、手机等发明可支持1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中波。
一个企业的几项核心技术专利可能支撑该企业几年的发展。那么，计算所的创新成果难道不应当有与其投入相称的影响吗？计算所不仅要重视当年或今后2－3年内起作用的专利、软件和论文，更应该重视对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有较大影响的专利和技术突破。相反，我们应尽量少做不产生专利或只产生无用专利的研究。高技术研究宽容失败，这种失败应是探索过程中有价值的失败（Interesting Failure）而不是无所作为或不考虑产出及影响的失败。
从科技体制来讲，影响我们做出有深远影响产出的根本原因是相当多的科研人员（包括中层干部）对国立科研机构定位的疑惑。不少人认为，只要国家没有按人头给我们充分的投入，而是靠我们自己一个一个课题去竞争，就谈不上什么国立研究所，我们也就只能像企业研究所一样按出资者的要求做事，顾不了长远发展。随着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科研单位创新能力的增强，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国立科研机构的预算性拨款应当逐步提高。但是至少近五年内我们还是要积极努力从各种渠道争取经费。要完成从目前这种自己争取经费型的国立科研机构向国家预算拨款为主的国立科研机构的过渡，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目前这种较困难的条件下，自觉地按国立科研机构的目标和发展战略要求自己，做出比企业研究所更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科研成果，科研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如果我们越做越有竞争力，越来越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的定位就名副其实了。反之，如果我们自暴自弃，消极等待国家增加拨款，将来总有一天会自行消亡。世界上决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决不会养懒人。
资本、劳力与科技进步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三大因素。通俗地讲，统计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是假设在资本与劳力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量随时间的增加。按照全世界惯用的索洛方法统计计算劳力贡献时，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是等量齐观的，因此人才培养的效果反映在科技贡献率内。每年从计算所毕业的众多博士、硕士是计算所“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项目为企业培养骨干技术人才也是我们的产出。我们要把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放到与出科研成果同样的高度。导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论文质量，而且要特别关注研究生的素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师生之间不仅是教学关心而且应是终生的朋友，研究生毕业后导师和计算所管理部门仍要与他们密切联系。计算所不仅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学者素质，还要注重培养一部分研究生的创业精神，使一部分计算所培养的博士、硕士毕业后能领头创建高技术公司。我们要通过人才培养与转移使计算所的科研成果源源不断流向社会。（科技日报）
